▶▶ 必然选择

　　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为目标

　　当前，绿色已成为全球产业变革的主基调之一。一方面，随着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环境压力在增大，传统工业发展方式必然面临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工业生产技术先进、环境污染程度较轻的美国和欧盟，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就分别达0.7%—2.8%和2%；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创新红利”逐步减弱、新的重大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尚未取得全面突破的背景下，实体经济急需一个新引擎来驱动。面对全球产业变革的新形势，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为目标的工业绿色化发展，既有一定技术基础，又有巨大投资空间，且能够产生可持续的增长效应。因此，绿色发展是全球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针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要求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这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明确了主攻方向。《中国制造2025》也将绿色发展作为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目标的基本方针。工业绿色发展不仅是新兴工业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工业发展方式由高增长高消耗向高质量高效益转变，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以应对全球低碳竞争，保障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

　　▶▶ 全产业链发力

　　渗透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工业绿色发展不是单个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渗透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辐射从资源提取到生产、消费，再到废弃物处置循环利用的产业价值链上每个环节，使得产业链所有环节都体现环境友好型特征，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各环节的绿色化。同时，绿色发展对工业价值链上各环节供应商或生产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产业链绿色化过程中，每个生产者都要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并准确评估其生产销售服务等各项经营业务的环境影响，以此作为生产者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要求以全产业链的绿色化为支撑。不仅要考虑单一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还要关注与之相关联产业的绿色化程度。

　　在构建绿色产业链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关注。发达国家的产业园区不再单纯强调由分工和规模效应主导的产业集聚效应，依托理念创新和循环技术的应用，一些传统产业集聚的工业园区正在向“生态工业园”转型。如在丹麦的卡伦堡，精炼厂、发电站、石膏板厂、制药公司等传统工业企业在“工业生态共生”理念的指导下，对产业园区进行绿色化再造，并与当地农业和公用事业形成绿色链接，带来了人员、设备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连带效应，成为欧盟“工业生态系统”的成功范例。

　　在研发创新等关键环节，发达国家以占领全球绿色市场为导向，在推动绿色创新方面展开了白热化竞争。在研发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实现工业绿色发展需要采取开放、集成的创新模式，通过开放与合作，有效吸纳、利用、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如欧盟推出的新的绿色创新行动计划，围绕“欧盟2020战略”确定的目标，着眼有利于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未来框架，覆盖绿色创新体系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产业链绿色化的另一个着力点，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制造业服务化。随着信息技术普及和工业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正在由单纯的产品制造转变为围绕产品生产提供全价值链的高质量服务。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把服务视为创造新价值的主要来源。通过制造技术和服务技术的集成，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工和存货成本，减少了资源浪费，而且有助于企业实行市场细分化策略，确立合理的产品和市场定位。制造业服务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配置资源的结构和方式，降低了工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成为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助推力。

　　▶▶ 管理创新

　　大企业是主角，成长型的中小企业活力也很高

　　面对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经历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转型的过程，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重视绿色经营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作用，通过创新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对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绿色化改造，并将绿色经营管理作为差别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随着生活质量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发达国家企业绿色管理也逐步由外部（法律、顾客等）驱动为主转向由企业家精神等内部驱动为主。

　　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往往受制于政府、政策、市场、成本、法律、消费者、供应商和竞争者等诸多因素。世界范围来看，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一直是践行绿色管理行动的主角，如可口可乐、杜邦、松下、英特尔等公司的绿色管理实践引人瞩目，不仅与一些环保组织形成互动，而且给企业带来了可观效益。如：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2004年提出打造绿色企业的计划，当时虽遭到公司最高管理层的投票否决，但伊梅尔特坚持实施该计划。直至今天，这一被称为“绿色创想”的计划在获得广泛认可和美誉的同时，为公司节省成本1亿美元，推动了80种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而这些产品和服务创造了大约170亿美元的年收入，并使通用电气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30%。随着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形成配套关系过程中，跨国公司对供应链的绿色管理也倒逼配套本土企业提高产品和管理的绿色标准，以满足客户的绿色要求。

　　近年来，发达国家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重点开始转向碳管理。碳管理是通过技术创新、组织重构以及制度安排，提供低碳、绿色的产品和服务，使企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碳排放最小化。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采取绿色转型和低碳化发展自主行动的企业以大企业为主，而新兴行业中也有一些“年轻”、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倾向于主动探索绿色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表现出比大企业更大的绿色创新活力。大企业的行动无疑有利于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但如何引导更多中小企业加入绿色转型实践中，仍有待各国政府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 资金支持

　　“大绿色金融”理念正在形成

　　无论是绿色工业技术的研发应用，还是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作支撑，这对创新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金融概念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注促使金融机构开始重视绿色产业。2002年，荷兰银行、花旗银行等9家大型跨国银行共同起草了“赤道原则”，为银行评估和管理环境与社会风险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南，并陆续被其他国际银行巨头接受，采用“赤道原则”的赤道银行成为环境保护的“金融代理人”，绿色信贷业务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了与气候相关的首个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已超过400亿美元。与此同时，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其它绿色金融载体蓬勃发展。据美国能源署估计，2050年，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容量将达到36万亿美元。

　　当前，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是绿色金融的主要市场。这些发达国家绿色金融市场具有一系列鲜明特点：一是“大绿色金融”理念正在形成。理念不局限于绿色产业投融资领域，而是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与绿色金融有机结合。二是环境风险与绿色信贷成为国外金融监管重点。如美国财政部明确提出对外资金援助项目必须披露是否符合环保标准，欧盟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是否面临环境风险。三是长期机构投资者成为推动绿色金融的主体。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是保险公司、公共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机构投资者所面临的长期风险之一。为了控制环境风险，机构投资者会通过行使股东权力对参股公司的商业行为产生影响，拒绝不符合绿色发展的经营方向。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起步稍晚，但发展较快。据测算，2016—2020年，中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投资需求每年将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占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将超过10%。届时，财政资金显然无法满足工业绿色发展所需，投资资金将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利用金融市场调配市场资源，借助资本力量为工业绿色发展插上翅膀，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主要绿色金融产品陆续在国内推出。2007年7月，银监会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明确要求银行的贷款取向应符合国家环保法规，优先支持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绿色产业，严格限制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信贷。同年12月，保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部分地区向高污染高排放行业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截至2014年，我国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省份达到22个，投险企业超过2.5万家（次）。201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绿色债券发行指引》，进一步强调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对节能减排、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等方面的支持作用。

　　▶▶ 中国举措

　　尽快建立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人类对工业生产环境影响的认知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历程。解决工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和生态破坏问题，发达国家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产业链绿色化的理念转变和投入方向的调整。对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丰富的人口大国而言，迄今为止，工业化道路尚未走完。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基本实现”两大战略目标下，中国未来的工业化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加快绿色转型势在必行。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工业实现绿色发展对于稳定能源资源市场、应对气候变化都将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批鼓励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绿色技术创新及产业化步伐提速，绿色园区建设加快，但工业绿色发展仍面临理念、资金、技术、人才、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要加强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完善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从发达国家推行绿色新政的经验来看，与节能减排的强制性约束不同，绿色设计、技术和产品研发推广更宜采取以正向激励为导向的政策思路，应以产业政策创新实践带动绿色制造体系构建，将政策着力点放在理念转变、技术支持、标准完善、机制优化等方面，实施方式则要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避免采用财政直补企业等政策工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投入在工业绿色发展中起引导作用，而更多的投入则要依靠民间资本完成。国家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智能电网等绿色产业。同时，在要素配置日趋全球化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先进技术引进和形成学习机制为目标，吸引国外资本参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形成开放式、多层级的绿色发展投入机制和响应体系。

　　（杨丹辉 李鹏飞 方晓霞 张艳芳 渠慎宁 作者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链接

　　日本的绿色产品认证和环保积分

　　20世纪50—70年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也曾遭遇严重的环境公害。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日本经济发展始终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20世纪90年代，日本加快推进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向生态型经济转型。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立法，实施环保政策与标准制定等管理措施以及环保产业提供环境治理和环境服务，日本工业体系的绿色化水平大大提高，生态质量得到改善。

　　在国家层面，日本高度重视战略设计和法律支撑，颁布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旨在创造性地建立可持续发展、“低碳化、循环型、与自然共生”的社会，打造能够向世界传播的所谓“日本模式”。这一重大战略将日本绿色发展推向新阶段。日本政府加快绿色政策创新，采取征收环境税、对引入公害防止设备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补贴和特别贷款等财政金融政策，促使优质要素配置到高产出、低成本、环境负荷小的企业。

　　在推动绿色产品认证方面，目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法律政策支持体系。为推广绿色环保产品，日本于2000年制定《绿色购入法》，对纸张、文具、家电产品、汽车等18大类237种商品制订了各种环保标准。这些标准事无巨细，管理有序，甚至对生产某种特定商品所需使用的废纸等再生原料的比例以及消耗电量等都有明确规定。这部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配套的政府采购措施，规定各级政府部门有义务购买达到环保标准的环境友好型商品。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实施绿色产品（服务）环境标志认证，有助于鼓励和刺激绿色消费，扩大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

　　为适应全球低碳发展的潮流，鼓励产业低碳转型，促使产品（或服务） 的碳排放“可视化”，日本经济产业省、环境省等4省厅主导了产品碳足迹评估试点，通过计算产品（或服务）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产品（或服务）上加贴碳足迹标签的方式，向消费者明示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以此来推动碳减排。

　　此外，日本针对绿色产品的补贴主要投向了消费侧，其中典型的政策是环保积分制度，即由国家财政支持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的制度。消费者只要购买使用规定的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即可获得环保积分，使用积分可以兑换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环保积分制度在减排放、扩内需、促进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实施环保积分制度的对象，主要是家电和住宅。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对家电环保积分制度效果的测算，该制度的实施使空调、冰箱、数字电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400万吨。同时，这一制度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不仅有效宣传引导了绿色消费，而且在企业间形成了“能效竞争”，刺激更多企业主动开发绿色产品，增加绿色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