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的发展备受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着力治理环境污染，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2018年，要优化能源结构，煤炭消费比重下降8.1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6.3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接受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应适度降低光伏产业税费负担，并引导光伏扶贫项目应适度集中化、规模化发展，以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力，赢得“空气、环境和生态脱贫”的攻坚战。

发展光伏产业 助力“生态脱贫”

在刘汉元看来，中国逐渐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研发基地，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

他说，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我国上下迫切需要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贫攻坚那样，用5~10年时间再一次实现空气、环境和生态的彻底“脱贫”。

“在这场‘空气、环境和生态脱贫’的攻坚战中，发展以光伏、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正是赢得战役的主力军。”刘汉元说，以光伏为例，作为目前人类可使用的能源中一次转化效率最高，并且使用最简单、最可靠、最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具备十分独特的优势，是当前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选择。

他说，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产业扶贫模式，光伏扶贫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扶贫效果。自2015年在全国8省48县启动试点以来，光伏扶贫目前已扩大到全国16省471个国家级贫困县，累计装机规模近700万千瓦，成为了产业脱贫的最有效途径。

通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已为全国150万农户提供了精准扶贫服务，每年为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相当于每年提供了45亿元的扶贫资金，成为各地精准扶贫最重要的措施。

在刘汉元看来。作为集绿色扶贫、造血扶贫、产业扶贫为一体的高效精准扶贫模式，光伏扶贫不仅让贫困户年年有经济来源，还能解决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走出了一条产业扶贫、生态发展扶贫和清洁能源建设扶贫的崭新路子，从根本上破解了长期困扰我国绝对贫困地区“久扶仍难脱贫”、“今年脱贫明年又返贫”等问题。

产业分布零散 实施成本高

“但当前我国光伏扶贫项目存在较为零星、分散的问题，导致实施过程当中成本居高不下，运维管理过程中相对困难。”刘汉元说，我国的光伏扶贫项目建设，普遍存在重前端建设，轻后期运维，甚至运维缺位的问题。

针对光伏扶贫项目，地方政策往往更注重建设资金层面，对前端建设、补贴都有相关说明，但对后期运维团队、运维资金来源等鲜有顾及。

再加上光伏电站运维市场本身也存在行业标准缺失、准入门槛模糊、人员资质参差不齐、低价竞争等诸多问题，扶贫电站的后期运维不容乐观。

“光伏扶贫资金不足、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刘汉元说，一方面，现有的国家扶贫基金已经形成固定项目，想从既有项目手中腾挪资金划给新项目，几乎无法执行；另一方面，根据相关政策，建设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政府应严格按照投资入股，按股分成的方式开展电站建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集中式扶贫电站投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将光伏扶贫工作的资金压力全部转嫁给了企业，增大了企业的资金负担。

此外，由于各类税费成本居高不下，已影响了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影响其比较优势形成，导致光伏产业需要补贴才能发展。

提高集中度 推动光伏市场化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了从一路追赶、齐头并进到全面超越，在技术、规模、成本上已全球领先，已经牢牢执住产业牛耳。”刘汉元说，中国光伏应用的蓬勃发展，促使产业链上中游新增产能不断增加和更替，有效带动了技术不断革新和改进，设备不断迭代升级，促使成本大幅降低。

“因此，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促使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断降低的关键因素。”刘汉元表示，无论集中式还是分布式都应在条件具备时停止指标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成本下降速度将大大减缓。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报告显示，我国光伏发电更大规模应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实现平价上网、不再需要补贴，此前已建成项目的补贴将在2022年至2025年间达到峰值，补贴金额在1000~1750亿元之间。

“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曙光已经出现，补贴并不会无限扩大。”刘汉元建议，应让光伏产业在市场化机制下发展，摒弃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的管理思路，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相关税费，通过市场化机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

刘汉元建议，应大力发展适度集中化、规模化的村级扶贫电站，加强对光伏扶贫项目建设质量的把控，强化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管理，保障贫困户收益；并加强对光伏扶贫的金融支持力度，及时到位政府应承担的项目建设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