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收1美元对人民币6.8351元，下跌46个基点，前一日却是高升72个基点。此前一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连续3天下跌，并在28日创下单日下跌0.3%的跌幅——这是2005年7月汇改后最大跌幅。人民币突然放大的波动幅度，超出市场预期。
　　反观今年以来的汇率走势，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一季度，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近4%，创下汇改以来最高升值速度；但4月中旬以后，人民币汇率突然企稳，在此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波动。但6月份以后，人民币升值速度再次提升，而7月以后，波幅突然放大，并呈现出高频度的双向波动。
　　伴随着汇率波动的加大，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策略也开始广有分歧。从去年底的以人民币加速升值抑制通胀压力言论的盛行，到今年4月初反省升值加速对CPI的有限效用和为此付出的热钱加速涌入代价，到5月份“人民币不妨一次性贬值”的市场观点的提出，到近来人民币必须改变单边升值预期的主张的释放，到如今人民币升值下半年预期减缓的调整。一系列的言论与主张的出台，都使我们开始深刻反思，人民币为什么要这样走，人民币应该怎样走？汇率是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唯一选择，比汇率更重要的是什么？
　　7月29日，长期研究汇率，并拥有中央和地方外汇管理一线实践经验的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陈炳才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他明确表示，用汇率升值来抑制通胀并没有作为政策选择，而且这个思路在中国行不通。

汇率步入相对波动期
　　《21世纪》：进入7月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很大，原因是什么？
　　陈炳才：一是跟国际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29日的上涨与石油价格当天攀升、美元贬值有关。
　　二是跟国内企业对汇率升值的消化、承受能力有关。国内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很大，这个会影响其对汇率升值的预期，如4月份开始外汇贷款增长幅度就没有一季度那么高，同时境外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在下调，这说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持续预期在变化。从汇改之初到现在，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达到20%以上了，汇率升值到一定区间后，有波动是正常的。
　　三是跟国内通货膨胀预期有关，这个也很关键。通胀升高，导致企业的换汇成本增加，以此推导汇率应该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之所以没有大幅贬值，是因为我们的出口结构、产品结构和贸易增长方式正在进行转型和调整。
　　我觉得目前人民币汇率会进入一个相对波动的状态。很可能要波动到1美元兑6.5元人民币才会变得明朗，但最高不会超过6.5元。从企业的承受力来说，这个幅度已经够大了。
　　如果汇率升幅走得很快，往下跌的时候也会很快。如果走得慢，可能意味着将来会趋稳，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趋于波动。
　　《21世纪》：目前，中央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目标改为“保增长，压通胀”，那么近期的汇率变动是不是政府实现目标的一种策略安排？
　　陈炳才：我觉得这个跟政府的意愿并不密切，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一季度汇率的波动，一方面与我国通胀高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今年前期美元的贬值加速有关，这在一定程度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进入二季度尤其是二季度后半期，美元又开始稳定，这是4月份之后人民币汇率趋稳的原因。

遏制“热钱”需部门合作
　　《21世纪》：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到1.8万亿美元，不少人提出现在单边升值预期太强，令外储加速流入，央行货币政策因此陷于被动。
　　陈炳才：单边升值有客观的因素，因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是双顺差，资金的流入量很大，国内市场的美元净流入太多，所以美元面临贬值而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长期趋势看，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好转，人民币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个升值压力，但是我想人民币会向更加稳定的趋势走，因为美元不可能无限贬值。
　　《21世纪》：是不是有异常跨境资本流入，对赌人民币升值？
　　陈炳才：遏制异常跨境资金流动，我觉得要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应该统一认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外汇资金。最近外管局出台了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但是现在大家很担心经常项目堵住后会通过其他途径进，比如资本项下、个人侨汇等。从这个角度讲，仅仅靠外汇局抑制不了异常资金的流入，而更进一步说，仅仅靠利率或者汇率政策也达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
　　《21世纪》：那抑制异常跨境资金流入，从外管局来说有没有更多可采取的措施？
　　陈炳才：我觉得外管局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1世纪》：现在的问题是，持续的巨额净流入，导致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再被动回笼，而利率政策使用又受制于汇率压力，央行只能更多用数量型工具回笼，货币政策的操作压力和难度很大。
　　陈炳才：这个我很难说清楚是被动还是主动，因为我们现有的结售汇制度，央行本身也是参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商业银行要卖掉多余的外汇头寸，央行只能买进来。
　　《21世纪》：那你是说结售汇制度是造成央行被动的真正原因吗？
　　陈炳才：也不叫央行主动被动，制度安排的结果必然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少用或者反用货币政策。就是利率和汇率政策。
　　《21世纪》：具体说，怎么少用或者反用货币政策呢？
　　陈炳才：货币政策是有边界的，有些工具用到了极限，就不能再用。比如贷款利率，再提高的压力就比较大，汇率政策也是。因此，宏观调控应该注意更多发挥财政政策、价格改革的作用。一是要推出资源价格改革，某种程度上，投机资本也是在赌中国的低资源价格；二是财政政策要跟上，主要是加大低收入家庭的补贴。

资源价格改革最关键
　　《21世纪》：价格改革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需要，就是说在资源价格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均衡汇率是无法找到的？
　　陈炳才：正因为你的价格不改革，所以被很多外资利用。低廉的资源不让出口，外资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以及已经设立的企业加速、加大对国内资源的利用，然后出口。这两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进入与此关系密切。如果加快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资金流进来，也不会有国内的资源供求矛盾。
　　我觉得这是个最关键的因素，而且是最具有龙头作用的。通过资源价格改革，一方面具有控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外资的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的状况，通过这个来平衡人民币汇率。
　　从根本上说，汇率的调整可以通过汇率自身的调整，也可以把汇率作为不变量，把其他作为变量来调，都可以起到作用。
　　《21世纪》：现在确实有人提出说今年下半年要减缓或稳定汇率，是不是正合你的建议？
　　陈炳才：我的建议是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调其它变量，包括调结构。汇率波动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它不存在人为的策略问题，但可以通过财税、价格改革来调整。比如提高出口退税，我是不主张的，出口退税上调后，外资会利用这个市场，企业还是拿不到更多利润。（21世纪经济报道）